燥之与湿，虽如水火之对立，但又若水火之既济，两者盈亏失调则病，治当视其主次消长以调之，务必注意做到：润燥不助湿，燥湿不伤津，“以平为期”。

经曰：“水火者，阴阳之征兆也”，“水流湿，火就燥”。据此，燥湿两者，阴阳属性泾渭自明，故《医门法律》说：“燥之与湿，有霄壤之殊……水流湿，火就燥，各从其类，此胜彼负，两不相谋。”并强调“燥气终属于热”。但进而言之，燥有温燥与凉燥之分，如《医醇剩义》认为：“初秋尚热则燥而热，深秋既凉则燥而凉，以燥为全体，而以热与凉为之用，兼此二义，方见燥字圆通。”说明燥邪为病，具有从寒、从热双重病理特性，不能“专主一边，遗漏一边”，如（《医原》）“寒搏则燥生，热搏则燥成”，而吴鞠通亦有“燥属次寒”之说。

湿为阴邪，多与寒热复合为病，“热蒸则湿动，寒郁则湿凝”（《医原》）。可随五气而从化，故燥之与湿，亦可因果杂合同病，如《医原》说：“往往始也病湿，继则湿又化燥……往往始也病燥，继则燥又夹湿”，呈现“燥中有湿，湿中有燥”（《读医随笔》）的错杂局面。

在正常生理状态下，燥湿有如水火互济的关系，保持不干不润的动态平衡，病则盈亏失调，互为影响，燥湿同病，转化相兼。其病理特点为“燥胜则干”，表现为阴血津液的亏耗不足；湿性濡润，为津液的潴留不能输化，故治燥需润之，治湿应燥之。对燥湿同病的机理，《医原》解释为“燥郁则不能行水，而又夹湿，湿郁则不能布津，而又化燥”。简约说明燥湿转化相兼之理。并指出“燥为湿郁者，辛润之中，参苦辛淡以化湿；湿为燥郁者，辛淡之中，参辛润以解燥”。并基于燥湿同病同治，提出“故治法有发汗、利水以通津液者，有养阴滋水以祛痰涎者”。证诸临床，如“湿胜则濡泄”，泻利必伤津，津伤则燥成，是湿从燥化之理也。肿胀，肝肾阴伤，燥郁不能行水，津液失于输布，水湿停聚，是燥从湿化之变也。由此可见燥湿杂合治疗的必要性。

从燥湿与脏腑的关系而言，湿盛病在脾，燥则涉及胃、肺、肝、肾，互为交叉复合，表现为脾湿胃燥、脾湿肺燥、脾湿肝燥、脾湿肾燥等多类证候。

脾湿胃燥

脾为湿土，喜燥恶湿，脾之湿赖胃阳以运之；胃为燥土，喜润恶燥，胃之阴赖脾湿以濡之。脾升胃降，燥湿互济，共同承担运纳之职。脾为湿困，阳气不运，固不能腐熟水谷，但胃有燥火，津液不能濡养，釜中无水，又何能熟物，若脾湿与胃燥并见，则脘宇痞胀如堵，饥不能食，胃中灼热嘈杂，口干苦而黏，大便干结，舌苔底白罩黄，边尖红，脉濡滑。治当润燥并治，相制相成，可选麦冬配半夏，石斛配厚朴，芦根配厚朴等，临床多见于胃胆等消化系统疾病。

脾湿肺燥

若属脾湿肺燥，痰湿上干于肺，而见咳喘痰多，质黏色白，胸闷脘痞，纳差；肺燥津伤，又见咳嗽，咳血，潮热，盗汗，口干。苔腻边尖红，脉小滑者，则当辛宣凉润，可用杏仁、苏子、紫苑、款冬、百部、法半夏，伍沙参、麦冬等。若燥郁不能行水，而又成湿，湿郁不能布津，而又化燥，以致肺燥津伤，水停胁下者，可配大量桑白皮、冬瓜皮、泽泻、白术、茯苓等。他如肺肾阴虚，水泛为痰，咳嗽痰多，用熟地、当归合二陈汤，亦属同义。临床可见于肺痨合并慢支、渗出性胸膜炎等病证。

脾湿肝燥

肝脾同病者，多为湿困脾运、土壅木郁、木少滋荣，而致脾湿肝燥。脾之水湿留聚，而为鼓为胀，腹部青筋显露，面黄目黄肤黄，因湿郁化热耗伤肝之阴血，以致血燥瘀结成癥，形瘦色苍，齿鼻衄血，手掌红赤，苔黄质红，脉小弦滑。甚则肝虚及肾，下汲肾液，耗劫真阴。治当滋阴利水，用生地、麦冬、楮实子合茵陈、猪苓、泽泻等，滋阴不碍湿，利湿不伤阴。临床可见于多种肝性腹水、癌性腹水之类的病证。

脾湿肾燥

脾湿肾燥者，既可源于肝，亦可本于肾。肝肾乙癸同源，精血转化相生，故脾湿肝燥，久必及肾，而致肾燥阴伤，脾湿有余。此即“脾恶湿、肾恶燥”之理也。由于水湿内聚，影响三焦的气化，津液不能正常敷布，成为有害的“邪水”，以致面目浮肿，身肿，腹满，水毒上逆，则呕恶不食，烦躁不安，喘咳气促；肾燥津伤，化源涸竭，则小便赤涩量少，欲解不得，甚则尿闭不通，大便多秘，口渴索饮，苔黄质红或少苔，脉小数。治当滋阴润燥，助肾化水，淡渗利湿，必要时还当下其水毒。药用生地、麦冬、玄参合猪苓、茯苓、泽泻、白茅根等，若兼湿热瘀结，腑气不通者酌配大黄、桃仁、川牛膝。临证适用于肝病之阴虚臌胀及肾功能衰竭之湿热阴伤病证。

总之，燥之与湿，虽如水火之对立，但又若水火之既济，两者盈亏失调则病，治当视其主次消长以调之，务必注意做到：润燥不助湿，燥湿不伤津，“以平为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