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变法，影响古今中外。列宁评价王安石是“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，西方媒体评价王安石是“一千年前的社会主义者”，确如此言，王安石变法就是发展国有经济。

王安石变法是财政恶化逼出来的。北宋经济发达，但财政却困难，因为支出太大，主要是军费支出。北宋朝廷担心农民起义，于是广招饥民入伍，终身从军，全家吃粮。饥荒一再发生，军队一再扩招，最多时达140万，军人家属也有几百万。果然，北宋没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。方腊只是草头王。宋江只是流寇，队伍不过几十人。但是，北宋养兵费用竟占财政收入的70%以上。还有官员的增加，道观的滥建，更使财政雪上加霜。北宋立国108年之际，20岁的宋神宗即位，支持王安石变法。变法的宗旨是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，这就需要理财，理财就是政府从市场获得利润，那么商人就会减少利润。不料，引起轩然大波，反对的声浪汹涌不息。

改革，必须解放思想，更新观念，但在一千年前，更新观念谈何容易。儒家传统观念认为，官不与民争利。这个“民”包括商人。儒家重农轻商，官若变成商人，成何体统！早在西汉，汉武帝独尊儒术，可是汉武帝支持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，就遭到群儒反对。王安石变法的反对声浪比西汉更激烈。

王安石变法有十项，仅以青苗法为例：青苗季即春天，贫户或断粮，或无种子，不得不向富人借贷，秋后还贷，利息100%，甚至200%，古代没有金融机构，都是民间借贷，都是高利贷。王安石让政府放贷，利息20%，这是多么利民的政府理财。可是，有的地方官为了政绩和利益，就搞摊派，让不需要借贷的也得向政府借贷。好事变成了坏事。

反对变法的官员占绝大多数，越是有名望的越是反对，如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，等等。正如欧阳修《朋党论》所言，君子以同道为朋，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，是君子之争，道不同不相与谋。

变法阻力太大，问题也太多，王安石身心疲惫，忍辱负重，备受煎熬。变法第七年，王安石辞职，回到书斋，沉浸于学术，对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做全新训诂释义，以此做自我心理疗伤。一年后，宋神宗诏令王安石复职。可是，变法的阻力更大。变法至第十年，王安石心灰意冷，第二次辞职，归隐南京郊区山中，寄情佛经道书，再做自我心理疗伤。

宋神宗继续推行变法，八年后，宋神宗死，10岁的哲宗即位，高太后执政，用司马光为相，一年之内，司马光将变法逐条废除。病中的王安石忧心如焚，溘然长逝，享年66岁。同年，司马光也去世，享年68岁。高太后执政8年，贬谪变法派，重用反对派。高太后死，哲宗亲政，贬谪反对派，重用变法派，但并不变法。

苏轼评价王安石“学贯千古”，这是褒义，又说他是“希世之异人”，意味深长。是啊，一千年前的社会主义者，真可谓“希世之异人”。